1940年到1942年，我完完全全被诗迷住了，不写诗就闷得活不下去。也就是这两年，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我和几个朋友陷入了苦恼与烦躁之中，时刻想从窒息心灵的囹圄冲出去，但经过几翻密谋都未能去成陕北。学校受国民党地方当局指令，把我和几个同学软禁了几个月，只许随班上课，不准离开学校走动。这时只有诗能把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消除，我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一个美丽而凄切的情境中。理想和诗给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勇气和安慰。说来也怪，正是这两年，我的心情最烦闷最动**的时候，诗却写得最多。学校校舍是在山腰，我常常独自跑到山头，从早晨到黄昏，坐在后汉将军李广故里附近一座古墓丛林中看诗写诗。莱蒙托夫的《童僧》我读了不下十遍。我写了好几册诗稿。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不舒，更能激发一个人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而诗就是在这种抗争中萌生的。
[1] 此文初刊《随笔》1986年第2~3期，写作日期为1985年8月。收入《牛汉人生漫笔》《牛汉诗文集》。据《牛汉诗文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