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起，我悄悄地向陕西甘肃的地方报刊投稿，大部分如石沉大海，只有少数刊出。有一次我寄给重庆的《文学月刊》一首题作《西中国的长剑》的长诗，赞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苦难和历史业绩，其中我写到了成吉思汗的征战沙漠的骑士（我的远祖是其中的一员骁将，叫兀特儿）。诗稿退了回来，审稿的是诗人力扬，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说诗写得有想象力，情境是悲壮的，但结构太散漫，他建议我修改后务必再寄他看看。十多年之后，1954年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会上，力扬找到了我，问：“你是不是谷风？”我说是。他责备我当年没有把诗稿改好寄他，他说他看过《鄂尔多斯草原》，认为不如《西中国的长剑》，后者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的奇异的色彩。我很感激他。当时真不知为什么没有修改《西中国的长剑》，而是另写一首情境相似的《鄂尔多斯草原》寄给桂林的《诗创作》，出乎意料地被刊用了。在那几个月（1941年秋到1942年春），我还写了另一首长诗《草原牧歌》，登在西安出版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32开木土纸印的诗刊《匆匆》上。以上这三首诗显示了相近的艺术情境，现在只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成为这一时期我的心情与追求的踪迹。很明显这三首诗在创作手法上受到了艾青的《北方》和莱蒙托夫的《童僧》的某些启示。我挚爱田间早期的诗，由于生活境况不同，我无法学他，而形式的模仿总是失败的。但艾青的诗却容易追随，容易吸取，他的诗完整地展示了我熟悉的广阔的情境。
[1] 此文初刊《随笔》1986年第2~3期，写作日期为1985年8月。收入《牛汉人生漫笔》《牛汉诗文集》。据《牛汉诗文集》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