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不少年轻的诗人，我以为已深深地默默地进入了我国现代诗的坎坷而广阔的境域，他们不断拓展自己的创作情境与艺术个性，但虔诚创作的困恼之中，感悟到了许多问题。“1993年中国现代诗学讨论会”上，西川的发言提出一个既现实又古典（老）的问题：诗的所谓纯洁、真诚与诗人主体人格的纯洁、真诚是对等的关系吗？（根据《诗探索》1994年第1辑陈旭光整理的《记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有几位诗论家就提出过这个敏感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肯定和符合这种关系的诗人被誉为第一义的诗人，另外的诗人，诗往往比前者写得好，也只能是第二义的诗人。我一向是赞赏第一义的诗人的，而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什么第二义的诗人，因为我从来分不清这两种诗人的分界，我只看诗是不是真诚的，美好的。这里应当排除那些自命为第一义的伪诗人，他们讽刺与教训别人的生活态度，以卫道家的口气显示自身的正确。他们的诗尽管是些粗糙而空洞的理念的宣传文字，也总受到某种权威的奖掖。这是最使人憎恶的社会现象。他们本不属于诗人的行列。真的第一义的诗人，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表里一致堂堂正正的真诚而纯洁的诗人。我国历代都有，他们的诗才是民族的人类的正气。但是我还没有正面解答西川的困惑。我以为一个诗人，只要他（或她）如布罗斯基自律的那样，每写一首诗，都是全生命的燃烧，不留下任何可燃烧的东西，他一定是真诚的，他的诗一定不会有自私或虚伪的阴影。当然还必须补充一句，这些布罗斯基式的诗人，在诗里都显示出了高尚的人格。即使有一些诗人，真的有某些应当谴责的地方，假若他进入诗的创作时，表现出了真诚与纯洁，而且写出纯美的作品，这是绝对应当赞扬的；而这些痛苦的具有复杂心绪、沉溺在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当他们勇于投入一次美好的创作活动，对他本人我以为是一种真正的刻骨铭心的内省与自励。他的诗无疑地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