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座的众多诗人来说，我是个陌生的人；我和我的诗，大家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和听说过。而我，在这之前也没有见过几个外国诗人。近十几年来，我才活得自在些，但仍有沉重的孤独感。当我走进如此盛大的会场，感到有点不习惯。这次应邀来参加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并能够以纯属于自己的语言谈谈诗，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诗人们，朋友们，谈我的诗，需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我的诗，我的生命将气息奄奄，如果没有我的人生，我的诗也将平淡无奇。
在这多灾多难的人类世界上，我已经艰难地活了快七十三个年头了。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以及几次的被囚禁，从事过种地，拉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的劳动。直到现在，心神都没有真正轻松下来，冲出使我陷入其中的历史阴影。幸亏世界上有神圣的诗，使我的命运才出现了生机，消解了心中的一些晦气和块垒。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
加拿大有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Anne Hebert）她写了一首诗，说她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但有美丽的骨头。我为她这一行诗流了泪。她是个病弱的诗人，比我大七岁，但她的骨头闪耀着圣灵的光辉。我的身高有一米九一，像我家乡的一棵高粱。我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安妮·埃拜尔精心地保护她的骨头，她怜悯她的骨头。而我正相反，是我的骨头怜悯我，保护我。它跟着我受够了罪，默默地无怨无恨，坚贞地支撑着我这副高大的摇摇晃晃的身躯，使我在跋涉中从未倾倒过一回。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我能听到我体内的几千根大大小小的骨头在咯吱咯吱地咬着牙关，为我承受着厄运。每当夜深人静，我感到我的骨头在隐忍着疼痛。我真担心它们会弯曲和破裂。谢天谢地，谢谢我的骨头，谢谢我的诗。现在，我仍正直地立在人世上。就在此刻，我全身上下许多骨头和关节，仍在隐隐地作痛。连高耸的颅内，都曾因被击打而淤积着血块，我的头很沉。我的手心有不少坚硬的茧子，还有伤疤。几十年来，我就是用这双隐隐作痛的手写着诗。不要以为茧子是麻木的，伤疤无知无觉，骨头没有语言。其实，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像刻在骨头上的象形字。大家都说诗人的感觉灵敏，我的感觉的确也是很灵敏的。但是，我以为我比别人还多了一种感觉器官，这器官就是我的骨头，以及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它们有的如小小的隆起的坟堆，里面埋伏着我的诗。我以为生命里有很多伤疤的人比完美光洁的人更为敏感。伤疤形成的皮肉虽有点畸形，却异常的细嫩，它生有百倍于正常皮肉的神经和记忆。我有许多诗，就是由疼痛的骨头和伤疤的灵敏感觉生发而成的。每个字都带着痛苦。它们有深的根，深入到了一段历史最隐秘处。法国诗人夏尔说：在痛苦中的嗅觉是准确无误的。这话我十分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