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资金案调查至今，私企老板张荣坤成为第一个被宣布逮捕的个人，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调查一些涉嫌严重违纪的干部。许多人想晓得，这些干部到底贪污了多少?其实，即使涉案人员不中饱私囊、徇私枉法，“社保基金”案件作为一起“违规操作”案件也值得我们深思。
应该承认，许多领域的改革，最初是以“违规操作”的形式拉开序幕、打开局面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或多或少意味着“违规操作”。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关于土地承包的合同之所以要在绝密的悲壮的气氛中签署，就是因为签署这份合同是一次天大的“违规操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了不起的思想解放。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
但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违规操作”的合法性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了：不仅大量不合理的旧规则已经被比较合理的新规则所取代；而且，即使有的规则仍然不合理，目前阶段的改革也应该通过正常的、合法的程序修改规则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在具体事例上违反规则的形式。确实，就某一条规则而言，在特定事例上违反它一下往往是会有好处的，有时候这“好处”还不一定是对个人和小团体的。但是，在这条规则上打开了缺口、损害了这条规则的严肃性，它对全局所带来的害处往往要大得多。更不用说，我们由此养成的违规操作的习惯、不尊重规章的习惯，对建设现代文明来说具有极大的危害。反思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不仅要重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人际关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代价，而且要重视我们为取得这些成就而在不同程度上养成的把“违规操作”等同于“解放思想”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