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某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主张带有明显的政治极端主义色彩，或包含着政治极端主义的内容。其一，对理想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认识不足，认为只要把理想社会的方案发明出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它付诸实践。于是，空想家们忙于兜售自己的各种“万应灵药”，而革命家们则四处奔走，急于制造革命或输出革命。尽管每个人的具体主张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奔向新天堂。正如恩格斯在批评闵采尔时所说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种“武断的、空想的超越”，因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结果，“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35]其二，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之间往往互不相容，搞关门主义，唯我独革，垄断真理。这在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魏特林等人那里都有突出的表现。恩格斯在批评魏特林时曾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一类人的特点：他自认为“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36]。其三，实行或主张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自我孤立主义政策。如闵采尔主张对那些拒绝参加兄弟会、促进基督教的共同利益的人，不同他们来往，也不赞成任何人同他们来往，不同那些人一起吃、喝、做买卖、推磨、钓鱼、耕田、耙地，甚至不给他们携带什么，不给他们食物、资金、木柴、鲜肉以及任何其他的东西，不买他们的东西，也不卖给他们任何东西。让他们留在世界上，就如与世隔绝的死人一样。在他眼里，所有世俗的诸侯、贵族、骑士以及所有的僧侣、神甫、修女、主教都是敌人。其四，迷信暴力，冒险蛮干，把泄愤与破坏视为革命。如魏特林甚至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者的身上，并扬言如果革命失败了的话，可以采取所谓最后的手段，即组织两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军队，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里面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抛在大街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