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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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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至少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炎黄文化作为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从传说的范畴而不是从考古的范畴)的最古老的代表,受到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认与尊崇;这种承认与尊崇因具有长久的历史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炎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历史传统,确确实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出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炎黄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有突出的反映;而素称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又促进着、强化着炎黄文化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作用。秦、隋两朝年代短促,我着重以汉、唐、元三朝的史学来说明上述认识。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之作,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5]。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36]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