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人类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因此，史学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品格。
一、史学和时代
讨论史学和时代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做些历史考察。按照李大钊的说法，从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语言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纪录而言；足征历史学的起源，实起于纪录的历史”。所记的动机不会相同，但它都“是现实发生的各个情形的记述”[187]。这种“纪录的历史”，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书，不论从内容来看，抑或从史学家记述的动机来看，都是现实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史学家们所记的动机各有侧重，如道德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等，但这不过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不同方面的表现罢了。此外，根据王国维的考察，在中国，“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者本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88]。这说明，史职按其本义就与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史学和现实的这种关系，必然赋予史学以时代的品格。是否可以认为：史学家和史著，只要达到了某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能够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从而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那么，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十分清楚的。
从达到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来看。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著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正史”之冠冕，显示了封建社会初期史学家总结以往全部历史的胆识和才力。隋唐皇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人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唐初所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及《晋书》《南史》《北史》等八史，不再全盘承袭前代史书中存在的民族歧视的陈旧观念，反映了政治统一局面下“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时代精神。司马光撰成“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对其所记史事的评论，说明史学家对于政治上的兴亡成败的认识已趋于系统化和理论化。这都是史学家从认识历史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