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李渊居然认为，他的这个“高贵”的出身，使得他比起历史上其他一些皇帝来说，都显得更加非凡。武德三年（620年），李渊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世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73]。显然，当李渊如此得意地夸耀其非凡的身世时，他早已把如火如荼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儿子李世民为建立唐皇朝而东征西讨的赫赫战功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剩下的只是他那“高贵”的出身！
这种传统的思想影响和庸俗的门阀气味，在唐代的一些士族出身的大臣中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武则天时的宰相王方庆，是东晋大姓王导之后。武则天曾向其询问有关王羲之墨迹。非常熟悉自己家谱的王方庆，便乘此机会向武则天炫耀了他的非凡身世[74]。反之，出身于庶族地主的官员们则没有此种优越感。他们中间，有的人为士族地主的“矜尚门阀”而愤愤不平。唐太宗时，马周“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卷终，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75]。后马周任监察御史，关中士族韦挺“以周寒士，殊不礼之”；及马周官至中书令，便多方设法给以报复[76]。有的人则为自己出身于庶族寒门而感到羞耻，一旦有人问到他的出身，竟然丧魂失魄，“殆不能步，色如死灰”[77]。事实证明，在唐初，庶族寒门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上存在着深刻的自卑感，他们同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的思想裂痕是很深的。有的论者不承认唐代有士、庶之分，那么此种现象又应作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