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汉书》学[1]
人们都非常熟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马、班齐名，《史》《汉》同辉，赞誉者蜂起，仿效者不绝。其实，《史》《汉》的命运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隋唐之际，《汉书》研究成为显学，而《史记》研究却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兴盛，突出地表现在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
隋朝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2]。被称为“汉圣”，足见其研究《汉书》功力之深。当然，超过“汉圣”的人还是有的。学者杨汪曾经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隋炀帝时，杨汪任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蜂起，皆不能屈”[3]。由此亦可证明杨汪学术之精深。炀帝时期有位光禄大夫于仲文，曾任“右翊卫大将军，参掌文选事”，亦撰成《汉书刊繁》30卷。隋朝《汉书》学的泰斗，还应算上萧该和包恺。炀帝大业中，萧、包二人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4]
关于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隋文帝时，他被“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音义）》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萧该的《汉书音义》，看来也是属于发愤之作。关于包恺，是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王仲通，《隋书》无传。《隋书·韩擒虎传》记：王仲通，朱崖人。其兄王万昌于隋文帝仁寿初“作乱”，旋败；俄而“仲通复叛”，亦被“讨平”。包恺的《汉书》学知识，主要来源于王仲通。萧、包教授《汉书》，弟子数千，门庭若市，堪称隋朝《汉书》学的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