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第七卷)

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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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学家研究历史、评论史事和人物是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隋书》史论以秦、隋二代历史相比的论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的总论,是就一个皇朝内部的历史进行比较;《南史》《北史》各朝本纪后论,一般也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本文讨论的《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虽然比上述各书都早,但就作者的运用来看,已显示出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而在历史比较的形式上,也比上述各书来得丰富,因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历史比较方法之运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帝王略论》5卷,唐初虞世南(558—638年)撰。元代以后,流传渐稀。今仅存敦煌本残卷(伯2636号)卷一及卷二前半部分[2]。所幸的是,唐玄宗时赵蕤撰《长短经》(亦称《长短要求》)10卷,于卷二《君德》篇征引《帝王略论》之“论”21首[3]。又,唐德宗至唐穆宗时人马总(?—823年)撰《通历》10卷,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历代帝王事迹之后,因而也保存了后者许多佚文。《通历》长期以抄本传世,至清初以前佚前3卷,今存后7卷。除有极少抄本尚存,还有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本200部行世,因数量太少,且距今已70余年,故亦世所罕见。以叶氏排印本为据,《通历》卷四至十,引《帝王略论》“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帝王略论》(按:陆氏误作《论略》)佚文即取自赵、马二书[4]。本文所论,乃据残卷及《长短经》《通历》所引《帝王略论》之文。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

虞世南认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后,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转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与智力所限,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论》关于晋武帝的一段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