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帝范》[1]
一、史学家的君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君主的讨论，由来已久。这些讨论，有的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的是以伦理为依归，有的是作历史的评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方面的考察，但这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主要是从政治关系来说的，但其中也有伦理关系。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这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秦统一中国，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君主的地位淡化了宗法性质而强化了政治性质。此后，君主成为学人研究的重要对象。史学家撰写历史，脱离不开对于君主的评论；政治家参与国事，不能不与君主共同议政：思想家谈论社会、道德、风尚，也总是要涉及君主。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君主始终是人们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司马迁著《史记》以前，贾谊的《过秦论》是涉及评论君主的一篇重要文章，它经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记》《汉书》的相继问世，其中“本纪”部分，都有关于对君主的记事和评论。这些评论，一般说来，只是针对某一个君主而发的，有时也有是针对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发的。总之，大多是就某个君主而论，并不是把君主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个政治现象来讨论，至少没有把君主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讨论。
东汉末年，荀悦奉汉献帝之命，在《汉书》的基础上写一部简明的西汉史。荀悦改纪传为编年，著成《汉纪》30卷。他在此书中提出了六主、六臣论。所谓“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所谓“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4]荀悦把“存亡成败”完全归结为“六主”“六臣”，显然是片面的，但他所说的“六主”，确是把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考察的。应当说，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