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其政治活动表明，他是一个谙于当代政事的史论家，又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政论家。魏徵之所以被史家誉为“雅有经国之才”[2]，同他在这两个方面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政论和史论在唐初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诤臣与良史名于世。
魏徵的史论，主要见于他主持撰写的《隋书》纪、传的评论，以及他参与监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史载：“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3]1979年，笔者曾撰《略谈〈隋书〉的史论》一文，对魏徵史论的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作了粗浅的评论[4]。
魏徵的政论，除见于唐玄宗时史学家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外，还见于两《唐书》本传所载。近世以来，流传较广者有清光绪年间王灏所辑《畿辅丛书》中之《魏郑公集》和《丛书集成初编》本之《魏郑公集》[5]。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魏徵曾“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这颇使唐太宗不悦，但史官得以保存这些“谏诤言辞”，恰也证明唐太宗能够纳谏的气度和胸怀。当然，更令魏徵和唐太宗始料所不及的，是这些“谏诤言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作为诤臣和明君的形象更加凸显于后世。
如前所述，魏徵的史论和政论有密切的联系，笔者在讨论他的史论的政治内涵的基础上，这里将进一步考察他的政论的历史底蕴。这两个方面，本质上都是从积极的方面说明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魏徵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贡献，以至他的言论、行事早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便为人所重，人们或编其文集，或著其事迹[6]，这使魏徵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旧唐书》作者这样评价魏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