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著的《南史》80卷、《北史》100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正史”中有一定影响的两部史书。这两部书是隋唐时期统一的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这个统一的政治形势服务的。但因《南史》多出于《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北史》多取材《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故一千多年来，论者蜂起，议论横生。然而，无论是宋人的称道，还是清人的指摘，均未就《南史》《北史》的撰著者的著述思想和旨趣作深入的讨论。基于此，本文试图就李延寿所著《南史》《北史》的思想渊源、政治倾向及前人对《南史》《北史》的评价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继承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愿。从这个意义来看，《南史》《北史》的著述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李大师（570—628年）[2]曾多年仕隋，隋亡后入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20岁那年（589年），隋皇朝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局面。继隋而起的，又是统一、强盛的唐皇朝。正是这种由分裂、动乱走向统一、安定的重大的历史变动，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繁荣兴盛的局面，也给当时的史学以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于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和肯定。李大师无疑是受到了这个历史环境的影响的。
李延寿回忆说：“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3]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对于历史著述的主要旨趣。第一，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惯例；第二，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以本国详、他国略的通病；第三，他要改变南北朝人们作史因种种偏见而造成“往往失实”的缺陷。总之，他的这些主张，贯穿了天下统一的思想，因而他打算“编年以备南北”，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贯通南北朝史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