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家》《二体》未能包举百代史学
刘知幾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同时，知幾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颇为自信。《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知幾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他的这些话，斩钉截铁，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消”，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于是乃有“二体”说。刘知幾所说的“二体”，是断代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他认为，西汉以后的历史著述情况是“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可移易的。
《史通通释》的撰者、清人浦起龙把刘知幾的这些论断的价值又进一步抬高了，他说：“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举数也，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金”[2]；“《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自后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艺文史部，必先二类。知幾是篇，诚百代之质的也”[3]。
近读张孟伦先生所著《刘知幾〈史通〉评》一文，文中写道：“《六家》、《二体》两篇，实将我国汗牛充栋的史书的体例，作了一个穷尽原委、脉络分明的高度概括性的叙述，从而不但纲维了百代群史，而且张开了《史通》全书总目”[4]。这个评论，比起浦起龙的评论来说，又提高了一步。
刘知幾是古代大史学家，《史通》中的《六家》《二体》两篇在总结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方面确有一定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说“史之流品”，穷于六家；历史撰著不出班、荀二途；《六家》篇“纲维百代群史”，《二体》篇“诚百代之质的”，等等，鄙意以为均与实际情况颇不相符，因而也就难免有过誉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