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所著的《通典》一书，是一部历史名著。它所记“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它的体裁和体例，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创新；而杜佑本人在《通典》一书中所撰写的史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2]。
本文是一篇札记性质的文字，不是重复过去人们对《通典》史论的评价，也不是重复阐述作者本人的研究，而是就几个视之似小、思之甚大的问题，讲一点新的认识，庶可视为《通典》史论研究的拾遗补阙吧。
一、史论的形式：序和论
《通典》的史论，有丰富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对此，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过。这里要讨论的是，《通典》史论的这几种形式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杜佑赋予这几种史论形式各有何种含义？
据我的粗略统计，《通典》史论约为70余首，其中序近20首，论、说、议、评50余首，而说与议占了半数以上。
什么是“序”？刘知幾《史通·序例》引孔安国的话说：“序者，所叙作者之意也。”《通典》的序，有三种情况：一是叙全书之意，二是分叙各典之意，三是叙某典之中某篇之意。《通典》叙全书之意的序，仅227字，加上自注57字，也只有284字。但它说明了作者的治学旨趣，指出了《通典》的撰述目的和逻辑结构，是古代史书中的一篇名序。大凡研究《通典》的人，都极重视这篇序，这里不再细说。《通典》除《食货》以外，其余《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典均有叙本典之意的序。这些序，反映了杜佑对上述诸典所述领域的认识，集中地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和社会主张。概括说来，《选举》序指出了人才的重要和“以言取士”的失误；《职官·历代官制总序》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伏羲氏到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历代职官制度简史；《礼序》以很长的篇幅阐述了礼的性质、礼的文献和《通典》纂集礼制“将以振端末、备顾问”的目的；《乐序》讲了乐的作用及其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兵序》简述兵制而着重阐述历代用兵得失及《兵典》编纂原则；《刑法序》简述了刑法的产生和种类以及善用刑法的标准；《州郡序》阐述了作者的以德为尚的政治思想；《边防序》阐述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主张。《食货典》处于全书之首，为什么反倒没有总序呢？我想，这或许是在全书的序中，作者已经强调了食货所处特殊重要位置的缘故。关于叙某典某篇之意的序，如“总序三师三公以下官属”“将军总叙”“东宫官叙”“王侯总叙”（以上《职官典》）、“东夷序略”“南蛮序略”“岭南序略”“海外序略”“西戎序略”“北狄序略”（以上《边防典》），则集中在职官、边防二典之中，或叙其沿革，述其总相，或论其得失，辨其利害。其中“王侯总叙”实是一篇辨析封国制与郡县制之得失利害的大文章，做出了“欲行古道，势莫能遵”的历史结论，可与柳宗元的《封建论》相媲美。此外，如《食货一·田制》的序、《食货四·赋税》的序、《食货八·钱币》的序等，虽无序之名，而有序之实，反映了作者在这些领域的深刻见解。如《食货一·田制》的序起首就写道：“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作者重视谷、地、人相互关系的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上有重要的价值。综上，《通典》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序文，从结构上和理论上确定了《通典》全书的内容与规模、是全书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