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都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所打算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就存在着互相排斥和互相吸引的现象，而把这看作是与国家兴亡有关的征兆，那是太可笑了。柳宗元进而质问说：所谓“天之所弃，不过其纪”，那就更加荒谬了！我不能同意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侯外庐先生在评论《三川震》的理论价值时写道：
柳宗元不仅肯定“天地”为物质的自然存在，而且在自然运动问题上提出了“自”的观点，即自然自己运动的观点。……
按“自”这一范畴，取之于道家，王充以来的旧唯物主义者对它作了唯物主义改造，以与“天”意的“故”作（有目的有意志的最初推力）对立起来。柳宗元的这种自然自己的运动观，更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在自然界运动的根源问题上，他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的传统，肯定无穷的阴阳二气在宇宙间不断运动，必然呈现出各种形态（如“动”与“休”、“峙”与“流”等），它们并不受任何意志力的支配，而是“自动自体，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这八个“自”的四对命题是超越前人的理论。[37]
这是从思想史上对柳宗元所提出的“自”的范畴之极高的评价，对我们从历史理论的发展上来评价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这是因为：第一，“天人之际”的问题，首先要辨明“天”是什么？是神，还是物？是有意志的，还是没有意志的？第二，是“天人相合”（“天人感应”），还是“天人相分”？第三，“人事”（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天”？是“圣人之意”？是“生人之意”？是“势”）？仅仅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即：“天”作为自然界，其运动的根源何在？柳宗元关于自然自己运动的观点，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人们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的影响，而且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的影响时，“天命”就无处藏身而最终失去欺骗的作用。《三川震》所提出的理论创见，可以看作是古代历史理论在“天人相分”问题上走向更加成熟的标志。在其他有关各篇，柳宗元反复阐述了“天命”是不存在的。如在《伐宋》篇中针对赵宣子宣扬“天诛”“天罚”之说，指出：“若乃天者，则吾焉知其好恶而暇征之耶？”并从历史事实上证明“天之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如在《神降于莘》篇中针对所谓“有神降于莘”的记载，更进一步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这无疑是说“神”不过是那些“力不足者”制造出来的，用以为自己壮胆或用来欺骗他人的偶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