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1]
唐代史家在史书编撰方面，有不少创新之作。如虞世南以问对形式撰《帝王略论》，意在“商略古今”，说“治乱之迹，贤愚二贯”，专论历史上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的帝王[2]。如李延寿以《南史》《北史》分别表述同一时期的南方几个相连续之皇朝的历史和北方几个或相连续或同时并存之皇朝的历史，并使《南史》《北史》多有互见之处。如吴兢专记贞观年间太宗君臣讨论、抉择治国安邦之事，编为10卷40目，撰成《贞观政要》一书，为历代所重。如许嵩撰《建康实录》，以反映历史上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几个相连续之皇朝的历史。如杜佑撰《通典》，在历代书志的基础上，撰写分门别类而紧密联系的制度史，是为“十通”之首，等等[3]。今天看来，这些历史著作不仅在内容上和编撰思想上十分重要，同时在编撰形式上也各有创新。
本文这里要论述的苏冕所撰《会要》，亦属此类情形。所不同者，《会要》记唐初至德宗朝之政事，后世他人曾有两次续作，久之，本书面貌乃渐次湮没。史载：第一次续作在唐宣宗年间由崔铉主持完成，补记德宗至宣宗年间事，自成一书，名《续会要》[4]，一名《弘文馆续会要》[5]。第二次续作在五代北宋之际由王溥所撰，补记宣宗至唐末事，并同苏、崔二书合为一书，名曰《新修唐会要》[6]，后简称《唐会要》。现今传世的《唐会要》，早已题为宋人王溥所撰，这使苏冕的开创之举大为淡化，失却其应有的分量。因此，如何根据史实揭示苏冕《会要》的面貌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唐会要》中尚保留有苏冕（苏氏）的有关评论21首，据此可以探讨苏冕编撰《会要》的有关情形、《会要》的性质与特点，以及苏冕的史识，从而进一步反映出唐代史学上这很有意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