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形态》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准确地说，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生产关系在《形态》只是大致形成，而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形态》中也未直接确定下来。换言之，在《形态》中，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还未得到严格的科学规定。最终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严谨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后来评论这本书说：“我们见解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38]
之所以说生产关系范畴在《形态》中只是大致形成，一是因为《形态》提出所有制就是由分工所决定的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又没有明确所有制关系又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转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关系；二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具有多义性，它有时同生产力的含义相类似，有时又包括人口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有时还指直接生产活动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三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主要是用“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的术语表述的，然而，交往形式不仅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且还指战争、保险公司这样的事物，其含义类似社会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
在《形态》中，马克思只是相应地考察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力与所有制的关系，表述了这样一种从属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生产力—分工—所有制形式。如前所述，《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概念包括物质交往，有时又类似生产关系的概念；《形态》中的所有制概念的内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因此，“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原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形态》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