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任何一种哲学理论或社会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哲学不像文学，不是以人物、情节、故事，而是以概念、命题、规律来反映对象的，故似乎与时代无关。实际上，任何哲学都是对时代课题一种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的理论解答。无论是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无论是存在主义消极低沉的情绪，还是解构主义高深莫测的“个性”……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都是无法理解的。
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也只能如此。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即从现代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现代资本主义转向“后资本主义”，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根本上说，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的转型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转向弹性生产。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义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是西方社会的主体结构，它一方面解决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无计划性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刺激消费实现对生产的引导，并把个人的消费活动纳入规划之中，个人成为消费规划的执行者。这种福特主义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到了自身的极限。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社会过量的生产力与资本市场的不匹配，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产市场的崩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使得西方国家生产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阿拉伯国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形成了一种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这种调节系统依靠的就是“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即所谓的“弹性生产”，并使“灵活积累”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