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对东汉历史形势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东汉世风的推重，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思想。
范晔著《后汉书》，对自己撰写的史论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36]凡研究过《后汉书》的人，都十分熟悉范晔这段自我评论的话。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范晔以自己所著的《后汉书》同班固的《汉书》作了全面的比较，主要着重在“博赡”、“整理”和“评论”三个方面，认为班固的“博赡”是其不可企及的，而“整理”不相上下，至于“评论”则已超过班固。第二，他高度评价自己撰写的史论而尤其强调了列传的论（包括杂传论和类传论）。许多年来，研究者们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评论，但从总体上看，赞同范晔这一自我评价者是占了多数的。诚然，范晔史论确有出色之处，但他对《汉书》史论的评价，似还可以重新认识。这里，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的是范晔自己没有明确提到的《后汉书》帝纪后论，以求对范晔《后汉书》史论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后汉书》帝纪后论来看，范晔关于东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大转折的把握和评论，反映出了他看待历史形势的卓识。
范晔认为，东汉社会，以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为兴盛时期。他对于光武帝时即建武年间的政治有很高的评价。举其要者，例如，他感慨于“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称赞光武帝居安思危，常自危惧，能谨慎而妥当地处理与西域、匈奴等地的民族关系[37]。他高度评价光武帝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妥当地对“中兴二十八将”进行安置，他写道：“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参与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他最后归结到政治上说：“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38]在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上，西汉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光武帝则正确对待这一历史教训，进而创造了成功的经验。东汉“中兴”之业的确立和巩固，这是关键的决策之一。范晔还充分肯定光武帝关注民生、整顿风俗的措施，指出：“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39]这是称赞光武帝对于肃清吏治、纯净风俗和安定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范晔对于光武帝尊儒学、重教化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兴”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写道：“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措施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40]当然，这些评论，都出于《后汉书》的有关列传，但它们着实反映出了范晔对光武帝统治时期所采取的各种重大措施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并时时称为“建武之治”。范晔认为，明帝、章帝时期的政治，是“建武之治”的延续，成为“中兴”之业的象征。他在《后汉书·明帝纪》后论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