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看，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作者的这种自觉意识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在《帝王略论》中所作的一系列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的设问。如：
——伊尹相成汤于前，傅说佐武丁于后，二人功业，孰者为优？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
——中宗（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引者）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于前代，功德云何？
——中兴之政（按：指东晋——引者），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南朝刘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
——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北齐）武成传位，可与魏献文俦否？
——（北齐后主）高纬昏乱，匹与周之天元（按：指北周宣帝——引者），孰者为愈？
——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在《帝王略论》中，有这么多带有比较性质的设问，绝非偶然。这说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自觉地考虑到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否则，将无法解释作者的这种撰述形式和提出问题的方法。
《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面的标准，因其所比多是历史人物，且又多是君主，间或也涉及个别执掌国是的大臣，因而多注意于他们的“功德”、“功业”、重大政治举措以及他们个人的“智略”和才能。前者着重于客观效果的评价，后者注意于个人修养的分析，而这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作者在历史比较的标准方面，还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