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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门阀、中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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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齑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2]!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对东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评价的。他说: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3]

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看法。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北朝的魏、齐、周、隋四朝(魏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实则是六朝;隋出于北朝故列于此)。唐初君臣的这种认识,从政治上看,他们并不认为在分裂时期的一些皇朝都是无所作为的;从民族上看,一方面他们固然还不能摆脱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到各族关系的密切对于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唐初提出了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其后,在承认前人所修《魏书》之史学地位的基础上,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反映出对于这些皇朝历史地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