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是私人著史之风大盛。这种私人著史之风伴随着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局面，促使史书数量剧增和史书种类增多。
先秦时期，私人著史的兴起，是对“学在官府”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而出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私人著史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的盛行，是对官府修史的补充和超越。唐初学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
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11]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官制度的松弛从而导致官府修史不力，所以出现了“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学人是站在史馆的立场上，即站在官府修史的立场来看待上述史学现象的，因此他们认为这造成了史学发展之“蔽”。这个结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学的多途发展，私人著史的兴盛已成必然之势。对此，唐初学人也是注意到的。他们在讨论各类史书的流变时，大多涉及私人著史的情况，如：
——关于“正史”，自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后，“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书》，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12]这里说的“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既有官修，也有私著。至于“音注”之类，更是私家多于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