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总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着的史学，一方面受着前代史学和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着当代社会的启迪、要求和推动，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风貌：
——从私人撰史的兴盛到官府修史的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趋于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大壮观景象。察其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史官制度的不健全，担任修史的人往往任非其才，以致促使私人撰史的发展。前引《隋书·经籍志二》大序所谓“盱衡延阁之上”、“挥翰蓬茨之下”云云，这很形象地概括了当时官史、私人撰史不同的发展情景。第二，是门阀政治与门阀习气的推动。《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小序援引《周官》古义说：“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而入之于乡大夫。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者能者，而献其书。……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显然，作者是以此来说明魏晋以来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及其影响下的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于是，“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同书谱系类小序称：“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从“晋世”至南北朝，重家传、尊本望、撰谱系，成为时尚，著者蜂起。第三，是史学之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推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至隋，“《汉书》之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编年体史书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少学者“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如荀悦《汉纪》，“言约而事详，辨论多美，大行于世”。即便是《楚汉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一类的杂史，“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29]。可见，史学自身的影响，是推动这一时期私人撰史之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私人撰史，多有名家，如魏之鱼豢，西晋之王铨，宋之范晔，齐之臧荣绪，梁之吴均，以及北魏之崔鸿，皆声名卓著。这个时期的史官也涌现出一批人才，刘知幾列举甚详[30]。这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史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从私人撰史的兴盛到官府修史的发达，中间经过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明确宣布：“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31]隋皇朝表明：官方不仅要垄断修史，而且要垄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使私人撰史成为畏途，史学发展不能不受到严重阻碍。第二个转折，是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设史馆于禁中，正式成立了修史的专职机构，并在三十年中修成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和《晋书》，奠定了官府修史走向发达的基础。唐代历朝皇帝的起居注、实录以及贯通的国史，都由史馆撰写出来。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刘知幾著史学评论著作《史通》，杜佑著《通典》，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等，这些名作虽出于私人撰述，但都跟史馆或官府所提供的条件有直接关系。今存“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撰成于唐代，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官修史书发达的程度。宋、元、明、清等皇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官修史书方面不断作出了重要的成就，而私人撰史也相应地得到发展。这一转折，在中国史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