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传统和学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在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刘知幾著《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的。
刘知幾认为：一个史家，若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定会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纪念，故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48]。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用舍由乎笔端”，采取种种方法“曲笔”作史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史家，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49]。他称颂“直书”，鄙夷“曲笔”，好恶褒贬，跃然纸上。
刘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50]，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可算是名位显赫了。然而，他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51]他终因“病长官多，意尚不一”，“乃奏记求罢去”[52]。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气节。从刘知幾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也窥见到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因此，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唐代，是中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的。但是，曲笔作史者往往亦不乏其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