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的志在文字的分量上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而在价值上更有超出本书纪、传之处，是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之后的重要著作。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接续前史之志。八志中的《律历》、《礼》、《天文》、《五行》、《州郡》等志，都是从曹魏讲起，是《宋书》志的创始者何承天“以续司马彪《汉志》”的主旨；《乐》从秦汉讲起，《符瑞》叙自上古，《百官》通叙秦汉魏晋至宋官制沿革流变。何承天、沈约撰志中的这种接续前史、贯通古今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宋书》志仰包曹魏、囊括两晋，弥补了陈寿《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和当时诸家晋史尚无定本的不足，在史学上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刘知幾《史通·断限》篇批评它失于断限，是未察撰者深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锡进而指出这是“史家之良规”，“理固宜然”[170]。
第二，概述志的历史与理论。《宋书》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本书各志的缘起，反映了6世纪初中国史家对于制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些理论认识，是一篇难得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关于志的历史论纲。如：
——论志的起源。它写道：
司马迁制一家之言，始区别名题，至乎礼仪刑政，有所不尽，乃于纪传之外，创立八书，片文只事，鸿纤备举。班氏因之，靡违前式，网罗一代，条流遂广。《律历》、《礼乐》，其名不变，以《天官》为《天文》，改《封禅》为《郊祀》，易《货殖》、《平准》之称，革《河渠》、《沟洫》之名；缀孙卿之辞，以述《刑法》，采孟轲之书，用序《食货》。刘向《鸿范》，始自《春秋》，刘歆《七略》，儒墨异部，朱赣博采风谣，尤为详洽，固并因仍，以为三志。而《礼乐》疏简，所漏者多，典章事数，百不记一。《天文》虽为该举，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说，纷然莫辨。是故蔡邕于朔方上书，谓宜载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