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当时亦称“《隋书》十志”[80]。永徽元年（650年），高宗复命令狐德棻监修。首尾十四年，至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十篇共三十卷，其志目、卷帙、编次如下表：
《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当时亦称《隋志》，故叙隋朝典制独不称朝代名而详记其年号。在史学发展史上，《五代史志》是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首先，它综合并囊括了除前史符瑞志以外的全部内容，是“正史”书志撰述以来的一次总结性成果。
其次，它反映出撰述者对于天道、人事在认识上的逻辑发展。《五代史志》前五志即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是以天道为中心，讲尊天敬神、天人感应，强调天礼、地礼、人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辨幽赜而洞几深，通百神而节万事”[81]。这是为君权神授和现实的上下长幼之序制造理论根据和神秘的幕纱。这五志中也包含了一些社会史内容和科学史资料，但都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幽光。跟这个认识体系相对应的是它的后五志，即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志，它们以人事为中心，记述了五个朝代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官吏制度、区域建置和唐初皇家所藏隋朝以前历代典籍的存亡及学术流变。这是按经济、政治、文化的逻辑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天道”的影响，但在具体阐述上已经把天道撇在一边而着重于人事的分析。这种还不得不讲天道，但把天道和人事分别开来看待的历史认识，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跟五代史中的帝纪多载“受命”诏策，而在有关列传中则写出皇权更迭的残酷真相，实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