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的历史编纂思想与“八书”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点。这从二者的史论中，反映得很突出。概括说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二史”史论的去谀、补实、主通这三个特点。
首先说去谀。“八书”当中，《宋书》、《南齐书》、《魏书》的史论多有谀辞，这跟它们的作者及撰述的环境自有一定的关系。“二史”撰于唐初，去宋、齐、北魏已久，故对以上三部史书之史论中的谀辞，有一定的删削。例如，《宋书·武帝纪》后论为了“证明”刘宋代晋比魏、晋的立国更加“合理”，它这样写道：“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至于宋祖受命，义越前模。”下文还说：宋高祖（武帝）刘裕“祀晋配天，不失旧物”。李延寿显然是不满意这些看法的，所以他在《南史·宋本纪上》后论中删去了这些话。又如，《南齐书》作者萧子显为了说明萧道成所建立的齐皇朝是顺天应人而非得之于武力，跟汉、魏、晋、宋都有所不同，他在《南齐书·高帝纪下》后论中写道：“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汉高神武骏圣，观秦氏东游，盖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闻少公之论谶，亦特一时之笑语；魏武初起义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宋氏屈起匹夫，兵由义立：咸皆一时推雄，卒开鼎祚。”这就是说汉、魏、晋、宋等朝之“有天下”，都是凭武力“取之”，还不能做到如同圣人之有天下，是德之所至，“受之”而已。而萧道成之有天下，则近于圣人了：“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他认为，萧道成本无心于做皇帝，而其所以做了皇帝，建立齐朝，是其知天命而不得不如此的。萧子显是萧道成的孙子，他在梁朝时撰《南齐书》是得到梁武帝赞同的，而梁武帝在齐朝也处于宗室的地位，所以萧子显才放着胆子大肆美化萧道成，写了这么多谀辞。对此，李延寿是不以为然的，他在《南史·齐本纪上》后论中删去了这些过分渲染的谀辞。“二史”对“八书”史论的去谀，不限于帝纪，在列传中也有反映。如《魏书·尔朱荣传》后论在罗列尔朱荣的“功绩”后写道：“苟非荣之致力，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矣。”这里，《魏书》作者魏收是借用了曹操的自我评价来评价尔朱荣的[102]。《北史·尔朱荣传》后论删去了这几句话，以示其不赞成以尔朱荣比拟曹操的论点。《魏书·尔朱荣传》后论针对尔朱荣终被孝庄帝所杀一事，不无惋惜之意，说他是“末迹见猜”，又把他同汉初名将韩信的结局相提并论。李延寿则将“末迹见猜”改为“末迹凶忍”，认为他的被杀实由于此，同时删去了以尔朱荣同韩信相比附的文字，等等。以往的研究者只注意到“二史”对“八书”史文的删节，很少注意到其对原书史论的删节。从以上所举数例，可以看出：李延寿对原书史论的删节，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删繁就简，而是包含着对历史人物评价上有不完全同于原书的地方，既有评价分寸上的差别，又有历史观点上的异趣。从这些差别和异趣中，进而深究原书的史论，固然也各有成就，然好为谀辞当是一个通病。李延寿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宋书》、《南齐书》、《魏书》的这一通病，故把去谀作为他删节原书史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