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北史》因其反映内容的重要和它们自身的特点，自两宋以后，产生了广泛的历史影响。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以后，北宋时，人们对《南史》、《北史》的评价越来越具有确切的含义，而且也越来越高。在北宋史学家中，《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和宋祁是最先明确肯定《南史》、《北史》的：“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105]大史学家司马光对《南史》、《北史》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这样讲到他对《南史》、《北史》的认识过程：
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是“近世之佳史”，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说它们“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辞”，这同欧阳修、宋祁说的“删落酿辞”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方面，是认为李延寿可以与陈寿相比拟。在李延寿之前有很多史学家，司马光为什么偏以李延寿和陈寿相比拟呢？这里有一个原因：陈寿的《三国志》撰写了魏、蜀、吴三国历史，是一具开创性的工作；李延寿以《南史》、《北史》总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个开创性工作。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司马光才说“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陈寿历来是被称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学家，司马光以李延寿比拟陈寿，足见他对李延寿的评价之高。
到了南宋，重视《南史》、《北史》的人更多，评论它们的学者也更多了。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晁公武说：《南史》、《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至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108]。另一个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在介绍《南史》、《北史》时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109]这说明他们是完全赞同欧阳修、宋祁对《南史》、《北史》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