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在编年体通史的撰述方面，成就更加突出。萧颖士撰的编年体通史、许嵩撰的《建康实录》、马总撰的《通历》和姚康撰的《统史》是这方面成就的主要标志。
萧颖士（708—759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文人。在史学方面，他精于谱学，曾著《萧梁史谱》、《百家类例》等书，与韦述、柳冲、孔至等，都以通晓谱学而知名。他在史学上的另一成就是撰述了编年体通史百篇。他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因此，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为传百篇”[18]。
萧颖士在史书体裁上是崇编年而抑纪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好友李华说他“尤罪子长（司马迁）不编年而为列传，后世因之，非典训也”，是概括得很中肯的。萧颖士对史书体裁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极其明显的保守观点，这跟他在政治上主张“以中古易今世”[19]的思想是一致的，是不足取的。但是，应当看到，他撰述汉初至隋末八百余年的编年体通史的勇气和做法，在他之前罕有其人，不失为一个壮举。他撰述的编年体通史，在书法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如：“在（曹）魏，书高贵（乡公）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20]可见他对自己见解的自信。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今已不存。
许嵩撰述的《建康实录》二十卷，今存。许嵩，两《唐书》无传，只知道他是唐肃宗时人。关于这部书的宗旨，从许嵩《建康实录》序中可以看出：第一，这书专记建都于建康（今南京市）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史事[21]，故名《建康实录》；第二，这书对“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等古迹有较多的记载，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把它作为编年体通史看待，也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考虑，它跟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一样，是通数代之史为一史的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