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中，杜佑《通典》是典制体通史，裴潾《通选》是文征体通史。《通典》是现存典制体史书中影响极大、价值很高的书，《通选》今已不存。
杜佑（735—812年）约二十岁开始做官，在地方和朝廷任过许多职务，以担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晚年出任宰相，历德、顺、宪三朝，在仕途上度过近六十个年头。《通典》一书，始撰于唐代宗大历之初（766年），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前后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全书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之下列有细目；上限始于黄帝，下限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及肃宗、代宗年间，有的史事截止于成书前数年，可谓体大思精、繁而有要。《通典》代表了唐代史学的最高成就。
关于《通典》一书的方法和旨趣，我已另作专文论述[34]，此不赘述。这里，我想对有关《通典》一书之渊源的传统看法提出一点辩难，为的是要获得对于这部典制体通史的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书，《旧唐书·杜佑传》是这样说的：
（杜佑）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
《新唐书·杜佑传》所记与此略同。这里的记载，有些地方是很值得怀疑的。
第一，刘秩《政典》果真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吗？《新唐书·刘子玄传》附《刘秩传》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压其兵，（刘）秩上言：‘（哥舒）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这里说的“房见其书，以比刘更生”，从刘秩与房琯的关系来看，从《汉书·刘向传》所记刘向（更生）行事来看，也证明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而前一种说法是失实的[35]。可见，两《唐书·杜佑传》所记房琯赞扬《政典》的话原是张冠李戴；既如此，所谓《政典》“大为时贤称赏”云云，当然也就很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