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特别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些史家，有不少人着意于通史的撰述，这是历史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趋势。
从历史时代的要求来看，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带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这就赋予当时的史学家一种比他们前辈更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投向遥远的古代和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思想，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要求和反映；而李延寿纂南朝四史为一史、北朝四史为一史的撰述成果，也只有在统一的局面下才能产生。杜佑著《通典》，采五经群史，上自远古，下至当世，分门别类，举其始终，历代典章制度及群士论议，条分缕析，一一备载。此种宏大气魄，不能不跟统一的唐皇朝的历史和现实有密切的关联。诚如白居易在他所起草的一道任命史官的诏书中说的那样：“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45]白居易的话，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时代对史学家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通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时代的要求还表现在它向史学家提出了现实问题，需要史学家做出回答。唐代中叶以后，社会急剧动**，唐皇朝的“盛世”已经结束。怎样医治社会的疮痍？怎样复兴人们记忆中的“盛世”？于是，诗人在咏叹和呼号，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证，政治家在谋求改革，而史学家也必须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总结和说明。正因为如此，杜佑撰《通典》是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46]为其宗旨，以“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47]为撰述上的具体要求，以达到“经邦”、“致用”[48]的目的。同样，马总撰《通历》，叙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臣贤否”；姚康撰《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49]，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