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史撰述
中国史学上关于地方史志的撰述起源很早，至迟在两汉时已有了很多撰述。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曾经使用过当时地方志的材料[56]。魏晋南北朝时，地方史志的撰述有了很大的发展。刘知幾《史通·杂述》论郡书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又论地理书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前者以人物为主，侧重记社会；后者以地理为主，侧重记自然、风俗。它们的共同点是记一方之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自《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以上，大多属于刘知幾说的郡书；地理类著录诸书，比刘知幾说的地理书要广泛得多。
今存《华阳国志》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史著述。《隋书·经籍志》史部把它列入“霸史”类，《史通·杂述》把它归于地理书。其实，它兼记一方的历史、地理、人物，涉及民族、风俗、物产，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地方史。“华阳”之名取自《禹贡》说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因所记为《禹贡》九州之一梁州地区的历史，故采古义而名之。著者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他出生于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成汉李势时官散骑常侍，掌著作；入晋，为桓温参军。据今人考证，常璩撰成《华阳国志》，当在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至永和十年（354年）之间[57]。《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还著录有他的《汉之书》十卷，当撰于成汉时期，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亦作《蜀书》。
《华阳国志》十二卷：卷一至卷四，是《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梁、益、宁三州的历史概况，以地理建置、自然状况为中心，详述各州郡的山川、交通、风土、物产、民俗、族姓、吏治、文化以及同秦汉、三国、两晋历代皇朝的密切关系。每卷之下都有“总叙”，然后分叙各郡，总共为三十三郡。卷五至卷九，分别是《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刘焉、刘璋事；《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记刘备、刘禅事；《大同志》，记三州在西晋时期的史事，起于魏之破蜀，迄于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三州大部为李雄所据；《李特雄期寿势志》，记“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二年史事，迄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这几卷，是关于三州自东汉末年至东晋初年的编年史；用汉、蜀汉、两晋纪年而黜李氏纪年，仅记其建元、改元事。卷十（上、中、下）至卷十一，是《先贤士女总赞》（上、中、下）和《后贤志》，前者记蜀郡、巴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诸士女三百余人，皆晋以前人物，后者记两晋时期三州人物二十人。卷十二是《序志并士女目录》。《目录》所收凡四百零一人，其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不见于卷十和卷十一所记；《序志》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阐述了撰述旨趣、所据文献和各卷目录提要，但未叙述著者本人家世，这可能跟他先事李氏、后为晋臣的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