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史家还写出了许多当代民族史著作，但它们多是以皇朝史或“国史”的形式出现的。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和魏收的《魏书》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惜前者已散亡，只有节本和辑佚本流传，已不可窥其全貌了。《魏书》在这方面的成就已如前述，但它在民族史记述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记述了拓跋部以外的鲜卑族的历史，记述了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各族的历史，涉及东北、西北、西域、北方许多民族，显示出在民族史记述上的开阔视野。它在反映这个时期北部中国诸民族的重新组合和融合方面，是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民族史记述，还包含在大量的地方史撰述和地理书撰述中。如上面讲到的《华阳国志》，它关于西南民族史的记述很丰富。在卷一至卷四中，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尤其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氐、羌、臾、濮、夜郎、哀牢等的历史、传说、风俗及其同中原皇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记载是其他史籍中所未见的。还有一些记载，如果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可能对说明有关民族的族源、迁徙历史，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根据[61]。《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小序引《周官》之意，说：“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这是强调了地理书中关于民族情况的记载。又说到晋挚虞所著《畿服经》，齐时陆澄所著《地理书》，任昉所著《地记》以及陈时顾野王所作《舆地志》。这几部大书都已佚亡，但从其所记载中，可以得知它们是包含了不少民族史方面的记述的。此外，如周处的《风土记》、盛弘之的《荆州记》、谯周的《三巴记》、常宽的《蜀志》（《蜀后志》）等，虽多言一方，但也具有相同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