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
在中国古代，地理书属于史书范围。《隋书·经籍志》史部有地理篇。其小序指出：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
这段话，是表明唐初史家关于地理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举凡人民生活、国家政治、风俗、物产、贡赋等，都与地理相关。从更深层次的认识来看，这是说明了社会与自然之关系的理性见解。
关于魏晋至隋代地理之书的撰述，《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篇小序作了这样的概括：
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防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
从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晋、隋间人们对于地理书撰述的重视。然而其所著录诸书大多亡佚。其流传至今而又十分重要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四十卷[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