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约两千字，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7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记载。从西晋始建到刘宋灭亡的两百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成为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僧人智猛、昙纂等十五人离长安，经西域、越葱岭，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迦维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华氏城（今印度巴连弗）等地。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智猛、昙纂返回凉州。智猛先在凉州译经，后入蜀写出《游行外国传》。《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有著录，惜其书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外交通的记录，它记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其后，南朝梁时僧人慧皎著《高僧传》，据《佛国记》的内容写成《释法显传》收入本书。沈约撰《宋书·夷蛮传》，记“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与宋的交往，记“倭国”与宋的交往等，反映了中国与外域联系的发展。
隋唐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是很重要的成果。《旧唐书·贾耽传》主要记了贾耽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他的治学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处。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军与大食军战于怛罗斯一役中被俘，后辗转回国，乃著《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九》数次引用《经行记》，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中亚各国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