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谱牒之学
一、门阀重谱牒之书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门阀地主居于政治统治核心地位的时期，其特点之一是重视谱牒之书。
《隋书·经籍志》史部专立“谱系篇”，正是这一时代特点在史学上的记录。“谱系篇”小序写道：
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这一段文字，简略地道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姓氏之学的兴盛。只是由于社会的动**不宁，许多谱牒之书已经遗失。尽管如此，《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牒篇所著录的谱牒之书仍有四十种，其中有撰人者约十种。其“谱系篇”小序指出：“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同时还说明：历代“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这是强调了史官在这方面的职责有久远的历史。其实，“氏姓之书”在形式上或许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作用和社会意义并不完全相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牒之书，对于门阀士族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梁书·傅昭传》记：傅昭“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姚察传》也称：姚察“既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傅、姚二人精于姓氏之学，而且也说明了姓氏之学的社会意义，即所谓“官宦簿伐，姻通内外”、“官职姻娶，兴衰高下”是其本质所在。这就是说，当时的姓氏之书、谱牒之学，一则与“官宦”有关，二则与“姻娶”联系。质言之，这既是门阀范围内的一种“秩序”，又是门阀区别于非门阀的一道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