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治谱牒之学者颇有其人，上文所举傅昭、姚察是为名家。此外如：徐勉“该综百氏，皆为避讳”[1]。刘杳“博综群书”，深于谱学之史。史载：“王僧孺被敕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2]又有陆琼“详练谱牒，雅鉴人伦”[3]，等等。北魏元晖业撰有《辩宗录》等书[4]，说明北朝的谱牒之学也很受重视。北齐魏收撰《魏书》，多采用谱牒之书，据以入史，酿成了《魏书》的风波，经久而不能平息[5]，是北朝重谱学而引发的一场闹剧。
从南朝谱学来看，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最为知名，影响也更大。唐代谱学名家柳芳对此有所论述，他写道：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6]
这一段话，把士族、谱籍、世胄、世官、谱学、谱局等之间的关系揭示得十分清晰。正是由于谱学在政治、思想和世风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故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二》乃以“谱系篇”为史部十三类之一。如前所述，其小序反复申言：“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又说：“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可见，谱学的发展在东晋、南朝实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萧子显《南齐书》记东晋、南朝贾弼之及其子、孙三世治谱学，以及萧齐王俭随之而起关注谱学事，他写道：“先是谱学未有名家，（贾）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齐）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7]《隋书·经籍志》史部“谱系篇”的著录，虽已见不到贾渊祖孙三代人致力于谱学的具体面貌，但萧齐王俭以下的谱学之书，仍可以反映出那时谱学发展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