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占统治地位。重视谱牒和礼书，是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特点。
礼书的纂修，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与谱牒之学的兴盛、衰落大致是同步的。我们可以说，礼书、谱牒的命运是同门阀的命运相始终的。
门阀尚礼，是这时期礼书逐渐繁盛起来的重要原因。其礼书之纂修，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赋予礼以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二是赋予它越来越细密的繁文缛节。
司马迁对礼的看法是：“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他又说：“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80]在司马迁看来，礼的制定，是“人道”的需要，是划分人的等级的原则，是“整齐”社会秩序的依据。这里，并无任何神秘的色彩。班固著《汉书》，其《礼乐志》便赋予礼较多的内涵，他写道：“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81]这样，班固就把礼与“通神明”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礼以某种神秘的色彩。《史记》、《汉书》关于礼的记述，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简略。《史记·礼书》仅有一卷，《汉书》是以礼、乐合志，总为一卷。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们关于礼的认识与表述，一般说来，都是循着上述两个特点在发展的。
南北朝时期，沈约撰《宋书》，其《礼志》多达五卷；魏收撰《魏书》，其《礼志》也有四卷。此二志所记，有关于礼制者，有关于议礼制者，均烦琐、冗长，而尤重于祭、丧之礼。《宋书·礼志》上起魏晋，以明相因之义。《魏书·礼志》只叙北魏-东魏，但其有关礼制之根据，往往引证两汉。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对于礼，是强调了“本于人心，会于神道”[83]，而沈约反倒未曾如此，或如同班固那样，把礼同“通神明”联系起来[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