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起居注的撰写
起居注、实录、国史，是中国古代官修本朝史的三种重要形式。
所谓起居注，唐代史家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又说：“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1]唐初，史官褚遂良同唐太宗有一段对话，可进一步说明起居注的性质：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2]
由此可见，起居注是史官或近臣记帝王言行之书，具有原始记录的性质，其记事原则是“善恶毕书”。
今查《隋书·经籍志》史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可知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的撰写颇受重视。《隋书志》著录两晋起居注二十一种（其中《元康起居注》重复著录，实为二十种），《新唐志》著录两晋起居注二十二种。前者无《永平起居注》、《崇宁起居注》，后者无《元康起居注》、《隆安起居注》，但多出两种《晋起居注钞》。南朝刘宋时刘道荟汇集《晋起居注》，二志皆有著录，前者作三百十七卷（原注曰：梁时有三百二十二卷），后者作三百二十卷。这可证明南朝时人们对整理、保存起居注的重视。
《隋书·经籍志》史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著录南北朝起居注的情况多有异同，略见下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官修史书都重视起居注的撰写，尤其是北魏起居注多至三百余卷，说明其史官制度的健全；二是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有的也撰写了起居注；三是由于社会的动**，起居注的散失严重，由此想到历史上不论是官府还是私家，其搜求典籍、整理文献的种种努力，对于中华文明之历史记录的传承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