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彪与《续汉书》
《续汉书》，西晋司马彪（？—约306年）撰。司马彪，字绍统，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年）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11]，号曰《续汉书》”[12]。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它们是：律历志三篇，礼仪志三篇，祭祀志三篇，天文志三篇，五行志六篇，郡国志五篇，百官志五篇，舆服制二篇，凡三十篇[13]。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14]。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而《百官志》重在记百官“职分”，即职务禄位与责任范围，说明“表”与“志”的不同，而后者更详于官制的变化。其《舆服志》因是首创，故不独仅记东汉，而是通记“上古以来”舆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