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问题》一文中认为，东方主义是关于欧洲中心世界的概念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概念化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欧洲处于世界发展的核心和顶尖位置，因此必须要按照欧洲发展的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支配世界。依据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一标准，欧洲以外的社会发展不仅相异于欧洲社会发展的同时代模式，而且被欧洲远远抛在身后，被置于其后发展阶梯的某一台阶上。让欧洲人隐约看见的，不是非欧洲社会作为可选择的现在，而是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过去的阶段，即人们一般所提到的“我们同时代的祖先的一种理论”。[49]阿里夫·德里克的论述向我们表明，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中，文化已经被时间化了。在文化进化的线性时间链条中，欧洲或西方代表现在并指向未来，非欧洲则代表过去，“被置于欧洲早已抛在后面的发展阶梯的某一台阶上”，欧洲与非欧洲在时间上的关系被表现为历时性的，而非共时态的。西方与东方、欧洲与非欧洲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双方在时间之间拉开距离。
查克拉巴蒂把这种文化的时间化、文化进化的历史线性进步观称为“过渡叙事”。[50]“过渡叙事”的“理论主体”是欧洲，“过渡叙事”的范畴、概念和叙述都是来源于欧洲的，都是从欧洲的历史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依据这种“过渡叙事”，先进的欧洲永远地承担着历史前进火车头的重任，而欧洲地区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则永远被置于步履蹒跚的后进者的位置。这就建构出了一种“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他处”的世界历史时间结构。查克拉巴蒂强调指出，这样一种“过渡叙事”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早些时候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某些言论联系起来，比如，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在为自己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时，采用的就是所谓的“从中世纪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这么一种“过渡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