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同一性思维而建构起来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分实际上已经内在地蕴含了自我主体的中心地位。具体到殖民主义语境中来考察自我主体,这一主体的自我已经变体为西方,相应的,作为客体的他者变体为东方。西方自我化,自我主体化;东方他者化,他者客体化。
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和启蒙话语中,存在着赛义德所说的“类型化”。从纯粹主体到经验主体,从“选择者”到“学习者”,从自为者到依赖者,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严密序列中,处于第一方阵的是那些理性潜力得到充分开发,理性能够很好地驾驭本能、爱好和欲求,渗透到它们之中,并且符合其本质规定性要求的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这个最高序列的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往往是所谓专家知识分子和那些手握重权的当权者的化身。处于第二序列的是那些接受了一定的启蒙教育,具备了一些不太精深知识的“半吊子型”(索雷尔意义上的)的“理性人”。处于第三序列的是那些尚未接受完整启蒙教育的潜在主体,这些潜在主体是那些尚未受过系统启蒙教育的诸如儿童、妇女、精神病人或愚昧者等人群的化身,他们依赖于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并通过进一步的启蒙教育能够成为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的学习者和依赖者。就其现状而言,这些人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主体,但他们已经处在理性主体和自主主体的包围之中和统治之下,处在第一方阵主体序列的启蒙和引导的范围之内,通过学习训练和启蒙教育可以由潜在主体转变成为符合本质规定性要求的主体。处于这个等级序列最低层次的是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的民众,他们尚未进入文明圈子,是仍处于愚昧之中的“野蛮人”。这些人虽然也具有某种理性培育的潜力,但还没有开始学习培训和启蒙教育的过程,他们与名副其实的主体之间的距离还很遥远,必须加强其与文明社会的紧密交流,才能促使他们尽快成为主体。[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