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化殖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东方的“表述”不仅是文化殖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对东方的“表述”，可以为文化殖民进一步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表述”与文化殖民是遥相呼应的。
西方在文化殖民之始就已经在建构、表述东方了，即通过对东方的“东方化”、妖魔化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行径提供合法性的论证。西方人认为，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西方人去修复，东方的材料只有经过西方之手才可以信赖。那么，东方又被表述成了什么样的形象呢？东方人缺乏自治能力，一直都是在专制和独裁的统治下度过的；东方思维的主要特征是缺乏精确性，很容易蜕变为不可信赖；东方人的大脑缺乏对称性，如同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他们的推理是那种最不严谨的一类描述；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大都沦为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东方人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东方阿拉伯人是“再次堕入野蛮状态的文明人”，等等。[28]总之，东方是在静态的、几乎是理想的想象中得到表述的，既没有发展的潜在可能性，更没有发展的历史性。
西方人为何能够表述东方？或者说，为何西方是表述的主体，而东方却成了被表述的客体、他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思维路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29]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这里的“他们”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的法国农民，“别人”是指大权在握、处于主宰地位的波拿巴。法国农民之所以不能代表[30]（表述）自己，要由波拿巴来代表（表述）他们，除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农民本身的局限性[31]以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波拿巴“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2]波拿巴与法国农民之间的代表（表述）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代表（表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表述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表述并不是纯然的客观描述，表述中总是渗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