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拉等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既要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又要重建民族文化，积极从事文化建设，把殖民主义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把殖民主义扭曲的文化重新确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形态。随着原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所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这些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必须坚决反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化领域的非殖民化斗争，重新构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
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对东方民族而言是相当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是因为文化领域的非殖民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相比更持久，因而任务更加艰巨，而且是由于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身份的确立是更隐性的，因而对于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作用将更大。最为重要的是，对东方民族而言，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可以夺回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从而以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言说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殖民话语“暴政”的颠覆，是东方民族话语权的一次伟大的“解放”。
重新构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用赛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民族的文化反抗。赛义德把东方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形式分为两种，他称一种形式为“一线反抗”，亦即“收复领土”的反抗；称另一种形式为“二线反抗”，亦即“意识形态反抗”，也就是文化反抗。他说：“继‘一线反抗’，即实际反抗外来入侵时期以来，出现了二线反抗，即意识形态反抗时期，旨在努力重建一个‘被粉碎的社会，挽救和恢复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以抵制殖民制度的各种压力’。”[57]而文化反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消解西方的话语霸权。在福柯那里，所谓反抗就是被支配者向支配者争夺话语权的斗争。癫狂者、性变态者和罪犯等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他者之所以被视为不正常，并受到歧视，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话语权。这些受歧视的被支配者总是在奋力争夺自己应该拥有的话语权，他们在用自己的话语方式不断地反抗官方话语，以便恢复自己的平等地位。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人的文化反抗”就是福柯意义上的争夺话语权的反抗。东方殖民地人民被西方殖民者所丑化，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垄断了话语权。话语权在西方殖民者手中，所以，西方殖民者总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并以他们自己为中心来看待和处理一切。因此，要改变东方殖民地人民被歧视、被贬低的状况，就必须从西方殖民者手中夺回话语权。如何夺回这一自己应有的话语权？在赛义德看来，争夺话语权有很多种方法，比如，重新命名山水、重写宗主国经典、重新占有文化和再现自我的权力、恢复社团组织、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民族、在反抗的环境中想象过去、重新收回命名的权力，等等。所谓重新书写、重新命名，实际上就是重新发现和恢复东方民族文化中过去被帝国主义的种种手段所压制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被囚禁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恢复本来面貌，必须组织并维系社会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