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背景和理论资源的分析，可以看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形成于主体主义哲学被无情解构的理论氛围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崛起的时代正是主体性式微的时代。受主体性式微时代的理论氛围的“浸染”，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解构现代性中的文化殖民问题时，不仅关注文化殖民问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性别政治、少数民族政治、话语权力等重大现实议题，也以质疑主体性作为其理论的逻辑生长点，通过对主体建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复杂关系的探讨，展开对主体主义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主体性角度解构文化殖民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是在谈论主体，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主客二分本质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在批判主体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的就是西方主体对东方客体的建构、想象、表述、歪曲，讨论的是西方主体对东方客体的文化殖民。实际上，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在其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对文化殖民的主体性根源、主体性表现以及基于文化“杂交”、“模拟”（这实际上就是文化间性思维）等反文化殖民策略基础上的文化的非纯粹性、互融和共存等问题都有论述和强调。
赛义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性”问题是能否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表述“他者”的知识。对此问题，赛义德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是一种建构、类型化、妖魔化，东方学家眼中的东方是“东方化”了的东方，并不是“真正”的东方。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的主要方式是，使东方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一种加强西方作为一种优等文明的自我形象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这个世界上的东方部分和西方部分之间的差异根深蒂固。结果，在东方学的话语中，东方被标以消极的客体性特征，而西方的特征则以积极的主体性词语来表达。通过这种主体主义的建构和表达，东方学就为西方的殖民主义行径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赛义德《东方学》的理论旨趣就是对东方学家主客二分的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在东方学家的眼中，西方是“自我”、“主体”、“中心”，东方是“他者”、“客体”、“边缘”，东方需要得到西方的关照、教化、启蒙和拯救才能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性。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分析了西方对东方的“建构”、“表述”、“想象”、“妖魔化”和“类型化”，阐释了东方是如何被西方人所观看、凝视（gaze），赛义德强调，无论是东方学家对东方进行的编纂和实验，还是居处和朝圣，都体现出了欧洲（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傲慢、对立和救赎意识。为此，他对西方人对东方以及东西方关系所作的抽象概括和类型归纳提出强烈质疑，对东方学家所作的西方/东方、我们/他们、白种人/非白种人等的二元区分进行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