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至苏联和我国美学界、批评界20世纪80年代为止，别林斯基主要是一个以文学批评为武器的革命家的形象。如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就说过："在评判别林斯基时我们应当记住，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指出的，俄国的文艺批评是十分普遍地探讨政治、社会、道德等问题的工具，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审查制度在对待表面所谓的书评时不太苛刻。别林斯基是社会的一般批评家，他利用一切机会谈论农奴解放、俄国宗族等级制度的迷信和偏见、个人尊严、妇女地位、民族性问题。因此他是完全有意识地在其文艺批评中掺杂了与手头话题只有略微联系的内容。"[21]在韦勒克眼里，别林斯基主要是一位革命的社会批评家，一位借文艺批评鼓吹革命的思想家。然而，在我们看来，长期以来别林斯基作为美学家和批评家，似乎遭到了双重的误解和扭曲，他以文学批评为革命工具的一面被极大限度地夸张了，而他重视艺术的审美本质的一面却被视为他文学批评观点的早期缺陷。这里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实，别林斯基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革命工具的作用，一直是非常重视文学和艺术的审美本质的。不但在早期，而且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后期，在反对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时，他仍然十分重视艺术的审美本质。
在别林斯基的早期文学批评生涯中，他就十分重视艺术和文学（诗）的审美本质。他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指出，艺术是"用言辞、声响、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写出来，再现出来"，[22]在此，艺术的审美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认为，诗歌作为艺术首先不是道德说教，而应有优雅的审美特质，他指出："我们不向诗人要求道德；可是我们有权要求他在嬉戏的时候保持优雅"。[23]他在肯定艺术应有"表现着社会的自觉"，应"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又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即审美的自律性，指出艺术"不是作为一个为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为自己而独自存在，在自身中具有它的目的和它的原因的东西"，[24]他特别指出，"正像美一样，诗歌——这美的表达者和献身者——本身就是目的，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25]换言之，艺术只是有表达美这唯一的、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充当其他处于艺术的事物的工具或手段。这话与纯艺术论与唯美主义似乎很相似，但联系别林斯基其他论文来看，他并未陷入形式主义，他只不过更重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罢了。正如他明确指出的："美是艺术的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这是自然的公理。可是光有美，艺术还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26]就是说，艺术还有为社会服务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