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直觉主义出发，柏格森把艺术提高到与哲学同等的地位，即艺术直接认识与把握实在和绵延。
柏格森对艺术本质和目的的界定是：“艺术不过是对于实在的更为直接的观看罢了。”[1]他认为，实在作为绵延和生命之流，作为自然本身，并非直接与人的感官与意识接触，通常人们并不能直接感受到、认识到实在，这是“因为在自然和我们之间，在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意识之间，横隔着一层帷幕”。这层“帷幕”是什么呢？一是生活的实用功利需要造成对周围世界观看的简单化与表面化。柏格森说：“我们必须生活，而生活是要求我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把握外物的……生活要求我们只接受外物功利方面的印象”，其他印象则被冲淡或模糊了，人们自以为看到、听到了，实际上所见所听的，“不过是经过感官的选择，用来为我的行动服务的”、“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实用上的简单化”。二是实用需要造成的观察、感受的类化倾向，“对于人无用的差异的方面，给抹杀了；对于人有用的类似的方面，则给强调了”，人们认识到的只是为方便使用而作的“分类”，对“事物的个性或存在的个性”的辨认能力被削弱、钝化了。类化使“我们并不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过读贴在它们上面的标签而已”。[2]三是语言的一般化趋向加剧了人们认识的类化，遮蔽了对事物本质生命的透视，“因为词——除了专有名词之外——都是指类的。词只注意事物最一般的功能和最普遍的方面，它介于外物和我们自己之间，从而把外物的真相从我们眼前障住”，同时也在我们同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内在人格、个性和富有独创性生命之间形成了障碍，“这一方面，语言已经给我们永久固定下来了。因为在同样情况下，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即使对于我们个人本身，个性也是我们无从认识的。我们在类型和象征之中转来转去”，结果，“我们生活在外物与我们自己的中间地带，既外于外物，又外于我们自身”。[3]总之，正是人的生活需要和语言造成人的认识的实用化、表面化、类化倾向，在我们与实在之间筑起了一堵墙，蒙上了一道“帷幕”，使我们无法直观生生不息的绵延和充满个性的生命之流。而艺术的本质和目的就在于冲破这堵墙、拉开这道“帷幕”，使实在活生生地呈现于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