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在美学上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对笑、滑稽和喜剧范畴及其意义的研究了，与此相关，也涉及悲剧理论。他有关笑、滑稽、喜剧、悲剧的探讨，也是从生命冲动和绵延理论出发的。
一 关于笑与滑稽的意义
柏格森从三个大层次即：形式和动作的滑稽、情景和语言的滑稽、性格的滑稽，层层递进，深入地、多方面地开掘了笑与滑稽范畴的丰富内涵，揭示了造成滑稽的根本原因。
他首先从泛论滑稽入手，对造成滑稽的最一般条件和因素作了经验性的描述，指出以下三点：（1）滑稽是人所特有的现象，“在真正是属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动物若引起滑稽乃是与人有关；（2）滑稽引起的笑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情感、怜悯、爱是“笑的最大敌人”，“滑稽诉之于纯粹的智力活动”；（3）滑稽和笑有群体性、社会性，“笑必须适应共同生活的某些要求。笑必须有社会意义”，因此，要理解笑，必须把笑“放在社会之中”，明确“笑的功利作用”即“社会作用”。这三点概括起来是：“当一群人全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身上，不动感情，而只运用智力的时候，就产生滑稽。”
接着，柏格森又从生活中引起笑的一些实例出发，指出，由于缺乏灵活性，“由于僵硬或是惯性的作用”，当外界情况改变时，仍“循着直线方向机械地前进”，这种“心不在焉”[1]的机械的僵硬造成同生活环境的不协调而变得可笑；而且滑稽这种“自动机械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一个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他进而认为，笑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生活中滑稽一类不适应社会群体活动的离心倾向。他是从作为生命活动的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行来论证这一点的。他说，生活与社会要求人们的身体与精神有一定的弹性以适应整个社会运行状况。从社会成员方面说，“紧张与弹力，这就是由生命（按：原译为‘生活’）发动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若缺乏这两种力量，就会造成种种身体疾病或心理缺陷，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从社会方面说，社会担心其成员“听任习惯势力的机械性去摆布”而造成互相间的不平衡，“社会要求人们经常作出自觉努力来互相适应。性格、精神甚至身体的任何僵硬都是社会所需要提防的，因为这可能表示有一部分活力在沉睡，有一部分活力孤立起来了，有一种与社会运行的共同中心相脱离的趋势，也就是一种离心的倾向”。对这种阻抑生命活力的“僵硬”（滑稽）的离心倾向，社会无法采取物质制裁，而只能用一种姿态来对付，“笑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应该是一种社会姿态。笑通过它所引起的畏惧心理，来制裁离心的行为”，“使一切可能在社会机体表面刻板僵化的东西恢复灵活”；笑要“消除”种种僵硬的趋势，“使社会成员能有最大限度的弹性，最高限度的群体性。这种僵硬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对它的惩罚”。[2]在柏格森这些论述中，显然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社会作为整个实在的一部分也是绵延，也是生命有机体。在社会机体中，成员们的某些习惯力量造成的机械、僵硬行为即滑稽，是与生命之流对立的，是阻抑活力的，是不适应社会需要的；社会就通过笑的手段来制裁、惩罚、纠正这种惰性的僵化趋势，恢复其成员的活力，维系社会机体生机勃勃的正常运行。可见，柏格森“滑稽”说的基础仍然是生命哲学。不过，他认为笑与滑稽两个范畴不同于其他美学范畴，它们不是纯粹的美学范畴。一方面，“笑当中也有美学内容，因为滑稽正是产生于当社会和个人摆脱了保存自己的操心，而开始把自己当作艺术品看待的那一刻”；另一方面，“笑并不属于纯粹美学的范畴，它追求改善关系这样一个功利的目的”，即追求调节社会关系、克服僵硬，恢复活力的目的。据此，柏格森称“滑稽是摇摆于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即摇摆于功利与审美之间的。